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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昆明一村镇银行原副行长私自转走储户158

更新时间:2019-08-14

  一起5年前客户起诉“昆明一村镇银行原副行长私自转走储户1580万,其中1500万用于放转借他人”的案件,日前经云南省高院再审,作出终审判决。

  事情得从2006年说起,当事人郑某与董某熟识于昆明。2012年,董某担任昆明阿拉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中其余部分简称“阿拉沪银行”)副行长,郑某成为该行自然人股东和大客户。由于该行当时只有柜台办理的存折业务,且因办理业务往返距离较远,银行指令董某维护郑某存折业务,但办理前均需向郑某核实。在这个过程中,郑某的1580万元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消失。

  2015年,郑某为索回这1580万元,将阿拉沪银行起诉到法院,一审、二审以及云南省高院再审均判决:阿拉沪银行返还郑某158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伴随着云南省高院的终审判决出来,双方的多个争论点也浮出水面。

  判决内容显示:这1580万元被阿拉沪银行原副行长董某转借他人后,未收回。这样事件出现的背后究竟是有哪些因素左右呢?是银行原副行长个人的问题,还是银行存在监管漏洞?

  2015年6月24日,昆明储户郑某以阿拉沪银行违规操作,于2013年11月26日、2014年1月21日两次发生非本人操作的取款、转账交易,导其存款1580万元丢失为由,向昆明市中院起诉:判令阿拉沪银行返回存款158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一审判决支持了郑某的诉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均不服,分别向云南省高院提起上诉。“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云民再26号》(以下简称“判决书”)中描述,“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判决书的落款时间是2017年7月。随后,阿拉沪银行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4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4099号民事裁定》,并指令云南省高院再审本案。

  经过一年多的审理,云南省高院终审认定:“阿拉沪银行在办理支取存款业务的过程中违反银行相关业务规定,代客户保管存折和输入密码,代客户在转账凭证上签字,在大额转款的情况既未严格按照银行业规定操作,也没有按照阿拉沪银行自己制定的逐笔核实的风控流程操作,未尽审慎审核义务和保障客户资金安全的义务,在没有确凿授权的证据下违规转账导致存款丢失,且缺乏有效证据证明郑某存在重大过错,为有效规范金融秩序,阿拉沪银行应承担到期未能履行给付存款本息义务的全部违约责任。”

  故而,云南省高院在落款日期是2019年7月8日的判决书给出了终审判决:维持原判。按照规定,阿拉沪银行应在10日内返回郑某1580万元存款以及相应利息,而判决书上落款日期是“2019年7月8日”,眼下10日期限已过,但郑某依旧没有收到相应款项。

  经历了5年多,郑某目前依旧没有拿回属于自己的1580万元,而且整个起诉历程一波三折。对于波折背后的多个争论点,在判决书中云南省高院均一一给出明确回应。其中,郑某消失的1580万元被确认用于转借他人而未收回。这样一来,香港马会开奖结果直播,“受委托”、“概括性授权代办”也便成了庭审争论的焦点。

  银行一方认为“董某是郑某个人的代理人,董某具有独立受委托地位”——这是本案的焦点问题之一。经过审理,云南省高院在判决书中指出:依据相关规定,代客户保管存折,在银行交易凭证上代客户签名,代客户输入密码、柜员对明知是违规办理的业务不抵制、不报告,客观上形成银行工作人员集体违反银行业禁止性规定的行为。

  云南省高院指出,阿拉沪银行主张“概括性授权代办的交易习惯”,既不符合阿拉沪银行自己制定的“逐笔当场电话核实,逐笔记录核实信息”的流程,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交易习惯“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条件,不能推定双方形成“概括授权代办的交易习惯”。

  云南省高院审理认为:根据目前的证据,两笔争议款项阿拉沪银行均未得到郑某的授权而转出,阿拉沪银行称“其提交的证据已经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证明得到郑某授权”的理由不能成立。

  郑某认为,在其存折交给阿拉沪银行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涉及多笔业务,其中没有得到郑某指示而董某代办的业务涉及多笔。

  阿拉沪银行主张显示:该涉案账户总共有254笔,柜台办理的有154笔,其中董某代办143笔。这143笔中,事前有短信的是25笔,事后对账追认的是20笔,73笔无短信通知。对此,郑某主张:有53笔系未获其指示而办理,因为其他51笔款项已经回来了,所以只针对2笔提起诉讼。

  云南省高院再审认为:“除1500万元、80万元两笔之外,其余事前无指示的账目郑某是以事后对账方式予以追认,这种事后追认的行为不能由此直接推定为双方事前存在概括性委托代办关系。”

  据判决书显示,这1500万元是被阿拉沪银行原副行长董某通过中间人,把钱借给了郑某不认识的资金需求人,包括中间人郑某也不认识。尽管董某的证言述称“郑某和他们认识”,但经云南省高院审查,多为“孤证”、“缺乏其他任何书面凭证或证人证言与之相印证”,不能予以采信。

  法院判定银行提供的多条证言和书证的可信度,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案件的审理耗时。在判决书中,银行提供的一些证言和书证,云南省高院明确“不予采信”。

  其中证人证言多是阿拉沪银行原副行长董某的,对此二审法院认为:“董某的证言缺乏相应证据予以印证,与报案笔录和公证笔录记载存在矛盾,董某的短信是单方制作且内容不完整,不能得到采信。”

  再审中,董某的证言述称:中间人在董某办公室时,董某接到郑某电话,指令要转款给中间人。结合董某描述的场景及款项转出的时间,云南省高院认为,该证言与款项转出的时间以及路途等不相一致,对其说法不予认可。

  另外,银行方面出具的一些书证经鉴定为“事后补签”:“经过鉴定,阿拉沪银行工作人员在《活期支取凭证》背面签字核实的时间是在《活期支取凭证》注明的时间之后,可以证明存在事后补记的事实。”据悉,国家级司法鉴定中心——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银行于票据背面注明的“已核实”的时间鉴定,一、二审均认定 “已核实”为事后补记。

  阿拉沪银行提供的书证有的与证人证言的“完全不同”,有的不是原件,一审与再审提交的不一致对于这样证据的内容,云南省高院在再审的过程中均“不予采信”,并判认银行方面辩称的郑某和中间人存在借款关系的说法“不成立”。

  阿拉沪银行称“有”,郑某质证认为“没有”。云南省高院通过梳理相关证据,所述中间人、资金需求人之间的转账信息和郑某无关。再审认为,阿拉沪银行称“郑某把钱出借给他人”的主张没有证据证明。

  在判认郑某没有收过相关利息之后,郑某是否“默认”收取过相关款项的其他利息?

  阿拉沪银行主张:郑某与其他人有过借款,有从郑某转到他人账户,再转回来,并有利息支付,这就是默认收取的相关款项利息。郑某辩称:因为转账凭证上没有其的签字,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其授权,这些款项是责任方擅自借出去的。

  云南省高院再审认为:“从董某与郑某往来短信记录及其他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董某作为银行原副行长向郑某提出将其账户内的存款转借他人,由此也不足以证明郑某默认董某将其账户中的钱款转借他人并收取高额利息的情形。”

  据阿拉沪银行的控股股东上海农商行官网信息显示,村镇银行是其业务板块的重要一块。据其官网上的信息显示:上海农商行在上海、北京、深圳、山东、湖南、云南等省市均设有网点,在云南昆明、嵩明、蒙自等地设立了10家。

  眼下,上海农商行正在寻求IPO,已获得上海银保监局批复。与此同时,上海农商行大手笔增资村镇银行,这其中便包括在云南的个旧、弥勒、临沧等沪农村镇银行。据6月20日《北京商报》相关报道,这三家沪农商村镇银行增资后,上海农商行持股比例分别为86%、70%和87%。据其分析,大幅增资是为了业务扩展的需要。

  有媒体引述业内人士观点,控股村镇银行是目前难以跨区经营的城商行、农商行比较流行的做法,借此实现跨区经营,但村镇银行的管理和风险控制并不简单。

  据中国银保监会云南监管局官网信息显示:上海农商行旗下的云南临沧临翔沪农商村镇银行曹某、刘某等7人对“贷款三查不尽职,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并对其中违规发放的部分贷款负有主要审批责任或直接审批责任;对当事人按照责任大小的处分为:轻者给予“警告”,重者“取消2年或1年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禁止1年从事银行业工作”。